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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是开展贸易，特别是要把丝绸运到欧洲去销售，因为欧洲人口多，经济和文明程度高，而途中经过的西亚、中亚地区人口相对较少。即使是今天也是如此，沙特阿拉伯大概三千万人口，伊朗七千多万人口，其他中西亚国家也就是几百万人口。从中亚的粟特人到西亚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还有犹太人，中间这部分人虽然也消费，但多是作为中间商、掮客。

　　葡萄牙和西班牙能率先制造出适合在大西洋航行的船，是因为他们最早建立了民族国家。什么叫民族国家？举个例子，中国的国家概念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印度就不是。印度从前只是一个地区的概念，是英国人的统治让它成为了国家。印度尼西亚也和印度一样，是在荷兰的统治之下形成的国家。东南亚、非洲也是这样。欧洲是宗教统治的，不管英国还是西班牙的国王结婚或离婚，都是由教皇来统一管理的。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建立，跟王权的彰显及宗教权的衰退是联结在一起的。通过宗教改革夺取宗教权力、建立王权，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的一个历史过程。

　　给大家讲一件西方历史上很有名的事情。亨利八世十二岁时娶了他二十多岁的寡嫂凯瑟琳，这是为什么呢？凯瑟琳是西班牙的公主，当年他的哥哥娶了嫂子，嫂子是带着的领土嫁过来的。哥哥死了之后，如果让嫂子再嫁，嫁妆人家是要带走的。于是亨利八世的爸爸就命令他娶了寡嫂。两个人结婚之后，相差十几岁，感情特别不好，只生下了一个女儿叫玛丽。那时候女孩子是不能继承王位的，非婚生的孩子也不能继承王位，亨利八世就提出要跟凯瑟琳离婚。离婚需要得到教皇的批准，而教皇不敢批。因为英国崛起之前西班牙是最强大的，是教会最大的捐助人，他不敢得罪。这时候凯瑟琳身边的侍女已经怀了亨利八世的孩子，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再不离婚即使生下的是个男孩也没有继承权。情急之下，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廷。成功离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新娘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他就做了一件大大的婚纱，好把新娘的肚子遮住。可惜后来孩子生下来又是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伊丽莎白一世。

　　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先通过宗教改革脱离教皇的统治，所以最先具备了航海的经济条件。前面我们提到过当时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西亚，波斯湾是上不去了，只能走红海，从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然后从热内亚和威尼斯把商品运到欧洲去。可是这条航线也经常受到奥斯曼帝国人的威吓，而且奥斯曼曾经打到维也纳城下，直接把航路打断了，所以就得开辟新的航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了解到了东亚。哥伦布就是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去寻找中国和印度的；达伽马在出海之前，反复研究的也是《马可波罗游记》，因为他们要寻找的也是中国和印度。

　　那时西方到东方来的船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生意人；一种是军人，保障安全并占领殖民地；还有一种是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让异皈依天主教。这一时期，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光是物质层面的了，还有精神层面的。

　　传教士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到中国来，先在澳门学习汉语，然后从广州上岸。传教的过程涉及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碰撞。“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是有差别的，英语中文化是Culture，文明是 civilization，在德语里，二者的发音也不同。我在歌德学院学德语时，有一堂课讲文化是动态的、精神的，文明是静态的、物质的。按照这样划分，瓷器、丝绸属于物质文明，宗教交流、儒学东鉴是精神文化。

　　《论语导读》拉丁文版、法文版的成功出版，离不开传教士的贡献。在众多传教士中，有位佼佼者叫利玛窦：第一，他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第二，他是最早发起翻译四书的人之一；第三，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一种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比如中国古人祭孔、祭祖，西方人不能理解这是一种文化，一种习俗，还是宗教。为什么西方会出现这种争论呢？因为有人向罗马教皇告状，说中国的在利玛窦的引导下二元化宗教，搞多神崇拜。罗马教皇就派使节来检查工作，因为这件事，康熙在我们今天国家图书馆附近跟罗马教皇的使节见了三次面。其实在此之前，康熙曾经让传教士写信向罗马教会解释过这件事，那时候的传教士都是有学问的人，相当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级别。利玛窦等人认为祭孔、祭祖就是一种文化，康熙看了他们写的信，认为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就命人将信翻译成中文和拉丁文，一起送到罗马教皇那里。梵蒂冈的文献里还有中国徒写的信，大致意思是说，我们都是虔诚的天主，祭孔是表示对贤人的尊敬，祭祖是表示对祖先的缅怀。当时还有一个汉名叫卫匡国，原名叫马尔蒂尼的意大利传教士专门到罗马教皇那里去解释这件事，现在这个人的墓还在杭州。他把祭祖、祭孔用的香案换了个说法，说是长桌子，还辩护说中国人是最早的天主，是诺亚的直系子孙。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听过诺亚方舟的传说。诺亚一家有八口人，三个儿子、三位妻子、一位老太太，再加上诺亚自己。八个人乘船躲避洪水，最后到了哪里呢？中国甘肃省境内的昆仑山附近。中国的“船”字，左边刚好是一个“舟”，右边上面是一个“八”，下面是一个“口”，与诺亚方舟的传说相符。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无问东西。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西方人的传说中，人类认为上帝在天上看着他们，就打算在巴比伦盖一座高塔通到天上。文艺复兴时期，很多艺术家都画过通天塔。上帝看到通天塔盖得非常高，就快通到天上了，他害怕人的力量太大，就使用法术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使他们不能沟通，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种语言。那么有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修建通天塔之前，人类讲的是什么语言呢？西方人普遍认为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语言，过去他们认为极有可能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直到来到中国，他们才觉得这种语言肯定是汉语。因为汉语的语言文字是最有规律和原则的。明朝有一本书叫《字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用偏旁部首来排字的工具书，之后的《康熙字典》就是效仿了《字汇》的排字方式。汉字的偏旁部首很有意思，液体的就有三点水，金属的就是一个金字，木头的有一个木字。汉字根据声和形的规律划分有形声字、象形字。西方人在了解了汉字的规律之后，认为这一定是上帝的语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做了个实验。让一对双胞胎从生下来之后就不跟他们的妈妈接触，找一个哑巴姑娘每天给他们送牛奶，等到他们会讲话了，看看他们会说什么语言。这个实验做了很长时间，终于孩子喊出了ma na两个音。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亚布拉罕出埃及的时候，在沙漠里吃的东西就是这个。有去过中国的人说，在中国这是馒头的意思。

　　上图是西方人创作的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的情景。他送给康熙的礼物里有一样是瓷器。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很多大宗贸易都是瓷器，所以他给中国人送瓷器应该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那时候英国人的瓷器已经做得比中国人好了。究其原因，1776年，在西方发生了三件事：一是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二是瓦特发明了改良蒸汽机；三是美国建国。这三件事标志着西方进入了近代工业化时期、资产阶级时期，而中国的康乾盛世还处在农业社会。我们知道，那时候我们西边的南亚及其他地域相近的亚洲内部均处于农业社会，而遥远的西方已经率先进入了工业社会。从地域上讲，这是欧亚之间的差别，从文化形成上讲，这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因此这一次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和碰撞掀起了很大的波浪。

　　不过这时候，虽然中国的发展动力已经大大衰减了，但主权还是完整的，国家还是强大的维基体育网址，保护自己的能力还是有的。所以康熙拒绝了西方提出的中国人不能祭祖、祭孔的要求，他认为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即便不与西方通商也影响不大。为什么人家给他送瓷器的时候他没有警觉呢？因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盈余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几乎全世界的银子都到了中国。明清时期使用银子作为货币就是这个原因，光靠我们自身的银储量是不够作为货币使用的。墨西哥、日本的银子都到了中国。进一步讲，中国为什么能大量出超？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商品便宜。阿姆斯特丹城市的徽章是瓷的，就是中国生产的。

　　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之后，他对中国的印象就崩塌了。传教士口中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富庶繁荣的国家，然而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这样。虽然中国的茶叶大量出口，但英国人喝完茶之后就把茶叶扔掉了，中国的老百姓是把扔掉的茶叶捡起来晒干再泡水喝。这一史实提醒我们一定不能靠人力资源，靠压低生产成本来解决商品竞争的问题。另外，劳动力成本低廉导致了国家没有创新动力，在当时的中国，任何科研投入都是不值得的。为什么很多中国的发明，最后都变家的又传回来了呢?比如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却要进口人家的旱罗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也包括了这方面的思考。有一次我在一个演讲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听众里有杨元庆，他提到了一个原因，就是专利得不到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所以我们没有创新动力，因此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绝不是人家的要求，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在我们国家发展程度没西方高又大量出超的情况下，西方人就来东南亚种鸦片，后来我们一禁烟他们就打了过来。

　　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国际贸易是需要一定的国防能力来支撑的，不然人家随便找个理由打你是很容易的。比如当年英国人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打荷兰人，打了将近100年。一般船到港口是按照船舷的宽度来交税的，荷兰人造的船肚子大，船舷口收得小，运的货物多，交税少，运输成本是最低的。英国人的船为了防止海盗，会在船上装大炮，炮弹能打到十二海里以外，后坐力非常大，所以甲板必须建得很厚。荷兰人的船上没有炮，每一次贸易相当于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低廉的造船和运输成本。一段时间里欧洲70%以上的货都是荷兰人在运，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通过决议，凡是英国港口进出的货物都不能用荷兰人的船，就这样两个国家打了起来。

　　白银贸易虽然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中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西传了。1618世纪，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超过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四书中的《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相继西译，《孟子》翻译得稍微晚一点。1735年，法国人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我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看到过这套书，同样的版本我还在内蒙古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过，据说是北京图书馆送到那里去的。书中记载了康熙皇帝在内蒙、等边疆地区的行迹，应该是由传教士翻译收录的。还有《今古奇观》里的几篇小说，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诗经》，白晋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耶稣会士书简集》。这么多跟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出版，对欧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种商品和思想文化的流行，要有供给侧也要有需求侧，西方有这方面的需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需要新的思想对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思想禁锢进行突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西方人来说，描写外来文明的中国典籍恰恰是伏尔泰等人攻击宗教神学的一个武器。

　　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中国治国理政的一套方法很早就介绍到西方去了，如科举制度、监察制度、文官制度等。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最好的统治是由哲学王（king of philosophy）来治国，他认为中国就是由哲学王来统治的。乾隆皇帝喜欢写诗，他有一首《盛京赋》被身边的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寄到了欧洲。伏尔泰看了之后激动万分，把这首诗拿到欧洲各国的王室中跟他们讲，中国的皇帝会写诗，这就是哲学王，你们会写诗吗？他还写了一首诗回复乾隆的《盛京赋》。

　　日本深受大唐的影响。英国的文官制度其实也参考了中国的文官制度，虽然人家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说这个制度的出处是哪里，但我们自己知道。这就好比我们平常写文章也好，看书也好，经常能从字里行间得到启发。过去西方的国家治理比较简单，国王是大股东，贵族是小股东，大股东占35%的股份，小股东不超过5%，决策时大股东要跟小股东商量，然后大小股东都要签字让决策生效。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这么规定的。从前贵族就是国会的前身，但当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之后，财富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贵族就没钱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支撑着国家的发展，商人们要求了解国家预算，看看这些钱都花在哪里，干了什么，于是组建了审核预算的下议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预算是很重要的，英国的第一任首相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财长。虽然下议院里都是资产阶级，但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形成了两个党派，一个是托利党（今天英国保守党的前身，保守党是英国议会第一大党），一个是辉格党。后来工党（今英国议会第二大党）兴起，辉格党就衰落了。从英国议会制度可以看出西方制度发展的几个特点：一是有一定延续性，二是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异之后形成的一套国家管理制度。这个变异过程中有适应自身的现实需要，也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启发。

　　我们知道英法两个国家曾经是世仇，英法战争打了很长时间，所以当英国蒸蒸日上的时候，法国也在琢磨怎么建立一个新社会。但是他们又不想学英国，也学不了英国维基体育app，因为一个国家的民族传统性是很强的。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想形成开明的有生命力的君主，他的大臣魁奈、杜尔哥等人也竭力支持了他的想法。伏尔泰曾评价路易十四，说他虽然是集权的，但是是开明的。可惜最后这条路没有走通。在大之后，法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路易十四的大臣魁奈等人是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法国对国家制度的探索从侧面证明了他们认真研究了中国经验，并对中国制度能否作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尝试。在英国建立文官制度的过程中，也大量翻译了解了中国制度的相关资料，很可能参考了其中的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