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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至29日，秘鲁总统迪娜·埃尔西利娅·博鲁阿尔特·塞加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足迹遍布深圳、上海、苏州、北京等地。

　　首次访华，博鲁阿尔特为中国在新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创新等领域的表现惊讶连连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抛出橄榄枝——帮秘鲁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是其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从地理位置看，秘鲁可能是距中国最遥远的国度之一。但在经贸领域，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秘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中秘贸易总额占秘外贸总额的1/3；虽然中秘两国2019年才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钢集团、中石油等中国企业就已开启在秘鲁的第一轮投资热潮。而在其他领域如民间交流，中秘间的渊源更是横亘数个世纪，两国是跨越太平洋的“老乡”。

　　为何有越来越多的秘鲁人宣称自己有中国血统？中资企业投资秘鲁，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扎根秘鲁30余年，中企又积累了哪些应对经验？围绕相关问题，观察者网和1995年抱着一台电脑抵达秘鲁，并坚守文化传播近半甲子的《今日中国》杂志秘鲁代表处负责人、《公言报》总编孟可心进行了对话。

　　观察者网：因中国和秘鲁相距遥远，很多中国人对秘鲁这一国家比较陌生，不少人甚至连“秘鲁”这一国名都常读错。而秘鲁对于中国，我注意到两个数字：一是今年是华人移民秘鲁175周年；二是据秘方统计，有中国血统的秘鲁人近3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您在秘鲁工作、生活近30年，就您的接触和了解，在中秘民间交流中，不同年代前往秘鲁的中国人群体大体有何不同？

　　孟可心：1849年11月秘鲁国会通过“华人法”，其主要目的是招募华工来从事垦荒、筑路等工作。早期到达的华工几乎都是男性，社会地位低下。100多年来，中国人靠着勤劳和智慧，从第二代华裔开始就融入到秘鲁的、经济社会中。如今在秘鲁的政界、军界、商界、教育界、科技界都有华人身影。华裔在政界最高出任过总理之职，也有做过省长，先前有数位秘鲁驻华大使都是华裔。

　　随着中国的发展开放，如今的新移民从事的行业越来越多，知识水平也越来越高。大概从2000年开始，当地华文报纸的招聘广告中可以看到，从旅行社、软件设计到翻译、人像摄影，各种各样。许多新华侨更是紧跟经济形势，生意从建筑到养殖、特殊加工，哪行赚钱做哪行。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您的一些文章有提到，甚至第六代的华裔秘鲁人都会向您询问寻根事宜。现在这种情况普遍吗？

　　孟可心：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确实越来越普遍了。过去，当中国国力较弱时，很多华裔秘鲁人，尤其是那些在政府工作或从政的，往往不愿意提及自己的中国血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最近二十几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许多华裔秘鲁人开始更加自豪地宣称自己的中国血统，比如说自己有1/4或1/8中国血统，并渴望了解自己的根源。

　　秘鲁每年7月都会举办利马国际书展，我参加了12年。在书展上，我经常会遇到许多华裔秘鲁人，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向我咨询有关寻根的问题，表达了对自己根源的渴望和好奇。

　　这些来寻根的人中，从名字的发音可以看出大部分人祖籍地是广东，但具体是广东的哪个地方，就不知道了。因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的文化水平较低，绝大部分也不会讲西班牙语，也因此，他们在传承姓氏时闹出很多笑话。例如，那些一二代移民刚上岸过海关时，登记人员问他们姓名，他们不会说西语，就捡起一片树叶说“我姓这个”，海关就写“Hoja”，实际他姓叶；还有读音相似的，比如“梁”姓就写成了西班牙语中的“Leon”；再或者将姓氏和名字一起按照广东话的发音写下来，造成了混淆。

　　实际上，有中国血统的人在秘鲁人口中的比例大约占10%到15%，其中很多人已经融入了秘鲁社会，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也更倾向于秘鲁化。

　　观察者网：考虑到中国血统在秘鲁大约占1/10的比例，属于少数群体，我想了解主流社会对中国持怎样的印象，以及他们了解中国的渠道有哪些？

　　孟可心：随着网络和通讯的发达，现在秘鲁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一方面是通过报纸媒体，尤其是一些政要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会关注当地主流媒体的报道。另一方面，年轻人更多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如TikTok、Facebook等，这些平台也在逐渐影响他们的观点。此外，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有西语频道，同时我所在的机构《公言报》以及《今日中国》西语版杂志也在进行推广。

　　观察者网：因历史、语言等因素，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报道往往会受到西方观点影响，从而对中国持有一些负面印象。您提到秘鲁当地精英人士会通过当地媒体报道了解中国，这是否会导致他们也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

　　孟可心：作为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尤其是中文媒体，我对此深有体会。因此，我会通过WhatsApp与许多议员、政府人士保持联系，并会主动推送有关中国的信息给他们。像一些关于中国科技方面的短视频，经常能一传十十传百地迅速传播开来。在对秘传播方面，咱要主动去推广、维护，再慢慢做到“润物细无声”。

　　同时，我也注意到我们中国在西语新闻方面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相比英语，西语的新闻资源要少很多。我建议国内适当增加对西语资源的投入，因为西语市场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观察者网：这次博鲁阿尔特总统访华，看其行程安排相当重视经贸交流，也会宣讲“秘鲁的投资机会”。鉴于首钢等中企在秘鲁已有30年左右的投资历史，您若被国内企业咨询进军秘鲁市场的风险，您会提醒他们注意哪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风险？

　　孟可心：首钢秘铁，是最早来秘鲁的国有企业之一，走了很多弯路，慢慢地摸索出一套生存之道。实际上，在秘鲁投资的中资企业，都经历了一定的挑战，每家企业都可能面临劳资、堵路、社区、环境等问题。总体来讲，这些都还算是小事情，每家企业也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比如，在秘鲁，超过一定人数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会，这是法律规定的。工会主席由工人选举产生，并由工人出资支持，因此工会领导需要为企业工人谋求福利，他们会与企业谈判各种条件。有中企经常面临的问题，一年至少来一两次。而在秘鲁维基体育注册，有的是国家法律允许的，比如三天，得到政府的批准，要是超时，那他们就违法了。因此，这些中企找到了应对之道，如当工人时，他们就进行“设备维修”，让工人放假或参与维修工作。

　　此外，过去工人要求涨工资时，中企可能没有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现在企业会更较真，一点点地抠细节，细致到几分几厘。这会让工人感受到企业对于涨工资是认真的，反过来也会让工人更认真地对待谈判涨薪这事。

　　我多说几句，中资企业在秘鲁的管理要接地气。秘鲁人或其他南美人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如周末与家人团聚、周日去教堂做礼拜等。企业不能强制他们加班，而是要尊重这些习俗。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与秘鲁人打交道时，尤其是语言沟通不畅时，可能会显得急躁或态度不好。比如我有看到一些企业管理层平时行为方式比较粗线条，甚至会在交流时用上中国话的国骂，秘方员工虽然听不懂，但他看表情也能看懂。

　　这些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在秘鲁，同事或上下级之间通常相对客气，我们需要尊重并遵循这种文化。在处理问题时，我们应该一一列举事实，明确如何处分，而不是破口大骂，这解决不了问题。

　　回归到风险应对上，值得一提的是，秘鲁有一个中资企业协会，其中包括能矿、基础设施等行业协会。大家会交流和分享经验，这对在秘中企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此外，秘鲁还有一个秘中商会，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商会成员涵盖了中资企业和华裔企业，如五矿、中铝、首钢等，同时还囊括了一些秘鲁著名的大型企业。在遇到困难时，如五矿曾遇到的堵路问题，秘中商会能够站出来为其发声，这引起了政府和媒体的关注，并帮助解决问题。

　　因此，我认为利用当地商会和民间组织来为我们中资企业发声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当然，我们也要遵纪守法、按章办事，有理有据地解决遇到的问题，无论是通过政府、民间协商还是其他途径。

　　观察者网：总结您刚刚的回答，由于行业不同，中企在秘鲁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各不相同，相应的解决方式也不尽相同。重要的是，中企可以形成合力，“抱团出海”；出现问题时，我们也有许多解决渠道，所以不必过于担心。

　　观察者网：除了您上述提到的具体的“小问题”外，大家可能也尤其关心近年来秘鲁政局多变带来的风险。自2018年以来，秘鲁已经产生了六任总统，这种上的不确定性对在秘鲁的中企经营有哪些具体影响？

　　孟可心：确实，不确定性是一个大风险。从大的环境来看，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资企业在秘鲁的投资，也影响其他国家在秘鲁的投资。每当新总统上任，都可能带来新的政策或想法，这会让投资者感到不安，乃至望而却步。而中资企业需要适应这种环境。在秘鲁，企业和环境是相互影响的，但政策也多有一定的延续性。

　　对于已经在秘鲁的中资企业来说，要走稳，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先好好地观察。对于这些，在秘鲁多年的中资企业其实也都有丰富的经验了。

　　观察者网：近年来，我们注意到秘鲁有部门取消了一些中资企业中标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是否意味着中企在秘鲁遭遇的反对或批判声音在增加？

　　孟可心：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中资企业在秘鲁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确实越来越活跃，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这些企业在进入秘鲁时，都是相对独立的集团公司，它们之间也存在内部竞争。这种竞争可能导致一些违规现象的出现，但我相信大多数企业在竞标时都会严格按照秘鲁的法律行事，不会去搞下三滥的小动作。因为在秘鲁，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企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这是每一个在秘鲁的企业负责人都承受不起的。

　　孟可心：这也不一定。比如，大部分中资企业来秘鲁后，会因没有牌照而选择挂靠一家当地的小型基建公司。这种情况下，如果挂靠的秘鲁公司出现问题，比如无法承包大型工程或与中国合作方产生矛盾，都可能导致中资企业的项目被取消。这更多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合作问题导致的，而非普遍性的违规操作。

　　观察者网：在风险方面，不少企业可能还担心，左翼政党上台，是否会将涉及国家战略资源的领域重新国有化？毕竟南美已有一些国家正加速推动能矿国有化进程，秘鲁国内也不乏相关声音。

　　孟可心：关于这一点，包括中铝、首钢、五矿在内的大型企业在秘鲁收购铜矿等资源时都会签署法律文件，这些文件在秘鲁法律框架下具有约束力，不可能轻易改变。

　　比如，中远公司在钱凯港的建设中，其独立经营权在三年前就签好的合同中有明确规定。秘鲁交通部下的港务局一度反悔，说合同不合理，中远就向国际法庭提告了。后来秘鲁国会通过两次投票，重新确定了中远在钱凯港的30年独家经营权。几天前，秘鲁交通部也主动取消了对中远的诉讼。说白了，这事儿更像是一场秀。

　　法律没办法保障的，如具体的社区问题维基体育注册。要是遇到社区堵路，就得靠企业去沟通协商。在这方面，政府的态度和作为至关重要。

　　比如有的政府不作为，甚至跟社区暧昧，私下纵容乃至怂恿社区去堵路，让他们跟企业要钱。所以在两年前，很多外国大型矿业企业都停工停产了。这现象在秘鲁是很少见的，因为矿业是秘鲁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而有作为的政府，会在处理社区问题上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通过协商和沟通解决合理合法的诉求；如果诉求不合理不合法，政府会采取法律手段。因此，现在堵路的现象得到了缓解。

　　中国国内的民众一听到中企遭遇堵路，可能会联想到是不是有美国等其他国家在背后操纵。对于钱凯港，美国是有些小动作，像港口独家经营权这事背后也有美国人的影子；而遭遇堵路等事，实际上智利、美国企业在秘鲁的矿业公司也都经常遇到。

　　观察者网：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摩擦、竞争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影响，因此人们难免担忧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会因其中资身份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过，从您的回答中，我感觉到在秘鲁，大家还是会按照相对稳定的法律程序来办事，虽然中间也会有些类似钱凯港这样的风波。

　　孟可心：是的，秘鲁相对还是尊重法律的。但我也必须指出，有些搞基建的中资企业可能会通过搞擦边球或采取一些小动作来拿工程，这往往会导致后续问题并使得项目无法顺利进行。这主要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完全不同，绝对是依法按章办事，且合同都要签得明明白白。

　　近年来，秘鲁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局势也不稳定，总统6年来换了6个，每个内阁部长似乎都做不满三个月，最快几天就下去了，此外贫困率和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在这种背景下，中远在秘鲁建设的钱凯港项目，成为秘鲁少有的可以拿得出手的一张亮丽名片——这个项目在短短三年内就初具规模，并将于今年11月剪彩后正式运营。明智的人物都知道，钱凯港已成为秘鲁经济的重要引擎，今天我看报纸还说“钱凯港是秘鲁的未来和期望”。

　　前几天美国也说了，要在秘鲁南部建一个比钱凯港更大的港口。我们采访了秘鲁的不少政界人士，他们都说秘鲁不搞歧视，也没什么限制，欢迎各国前来投资。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美国现在并没有搞基建的实力，美国自己国内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座大桥3月被撞塌，港口最近才重新开放。

　　顺便说下，当前秘鲁的整个环境对中国还是相当友好的。秘鲁国会通过钱凯港独立经营权方面的投票、支持现任总统访华、前阵子通过一个法案确定将每年2月1日定为秘中友谊日，这些都是证明。

　　关于钱凯港，我再同你分享一点。钱凯港的建设，使得占40%股份的合作方的相关股票市值大涨，至今翻了好几倍。而且，买钱凯港股票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因为秘鲁人不太有钱，年轻人更是没钱，所以很多只买一两千到一万索尔（注：截至发稿，1秘鲁新索尔约等于1.9元人民币）。但这点也足以证明，秘鲁的年轻人对钱凯港寄予很高的期望。

　　观察者网：以往我们中企出海，优先关注经济效益，后来慢慢也注意到对当地的社会责任，比如帮忙修修路、搞搞公益慈善活动，以便企业在当地运营得更顺利；从企业本地化角度来看，您刚刚分享的信息，点出了一个更“高级”的方法，就是发放股票，把企业利益和当地人得利更直接地在一起。

　　孟可心：对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贡献可以多种形式，利益高度，以股票代替现金形式，也是一种选择，他们现在拿到价值100块的股份，可能过几个月或几年后就能涨到几千块。而且，要知道，你发现金给拉美人，他们拿到手后吃吃喝喝就花完了，之后还会回头继续找你要。把企业利益和当地个体利益紧密结合到一起，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说，钱凯港的这一模式，不仅是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更是一种长期的、共赢的合作关系。它可能不一定适合每个“一带一路”项目，但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与当地更好、更快融合的策略选择。